关山，1970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，198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在校期间曾参与小剧场话剧《思凡双下山》的创作，导演小剧场话剧《安道尔》，1993年毕业后成为自由职业者，1997年在兴隆山里的上庄希望小学任教半年。1999年1月1日开始了在全国的自费旅行访问，历时整1年，涉足于中国30省区的78个地域，全部行程约为46000公里。在旅行访问中，与数百人进行了谈话。被采访者中，年纪最大的100岁，最小的18岁，60％以上来自社会底层。其谈话被收集为一本书《一路奔走———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》（华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）。下面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。
何乃强：访问地点是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路；开始录音的时间是10月19日19时30分；他是一位编辑；58岁。
“不要忘了这些人！”他说。
他说的那些人是指流落在各处的知识青年，他去过他们的家，和他们谈过话。他讲的是别人的故事，但都是他亲眼所见。
他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在心里，并且告诉别人：“不要忘了这些人！”
有一些知识青年在北京和很多地方开了饭店，叫知青饭店、北大荒饭店什么的，都是把他们那一段当作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。我也看过很多文章，许多知青现在也成了全国著名作家、作协副主席什么的，也拿那些事写了小说了。但是我觉得，现在人们忘记了还有一些知青成了普通农民，他们没有当工人，也没有当干部，而且这里头最主要的是女性。我了解的就有两个人是这样的情况，我觉得不应该忘掉他们。
有一位是在1965年第一批从北京插队的知青，到了内蒙古的临河。那时的知青有高中毕业生，有初中毕业生，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学习邢燕子、董加耕那些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成为楷模的人物。65年的时候，我来到内蒙，第一次去看汇演，正好赶上晚会有他们演出的节目，充满了朝气，表现了他们当新一代农民的决心。作为我来说，对这件事很感兴趣，我就到他们农村访问去了，了解了解，准备积累一些素材，写一些东西。在他们知青点住了一晚上，他们集体跟我谈了谈，都是北京的，其中一个因为文化程度最高，也谈的最多，她叫李桂芳，这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。她讲她的插队经历，他们晚上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，白天集体出工劳动，来内蒙的时候，县城里夹道欢迎。他们从北京带来了松树苗子，充满了革命朝气。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，我也去了建设兵团，在兵团呆了一年半，然后又去了五七干校。内蒙五七干校所在的地方正好在65年我去访问知识青年点二、三里以外的地方。有一天休息、歇工的时候，我就徒步到了那个村里，我想再看看。我记住那个女学生叫李桂芳，一打听，真有这么个人。当时人家就告诉我她在几队几队，领了我到她家里去。我见了她，这个人完全变了，就是农村妇女了，脸上也有了皱纹，炕上、地上起码有四个孩子了。我问她还认得我不认得，她说不认得，我就说起65年的事，她说：“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原来这么多年不见了。”实际上也就是六、七年的事情。后来，我问她怎么样，她说，家里头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走投无路了，父母也挨斗，姐弟都四分五散，北京也回不去了。我在这儿插队落户了，我总得要生活嘛！因此她就准备找一个对象，先找到一个富农子弟，对她很好，生活也很关心，经济上每次回北京，他都给路费，有病有什么人家都关心，不管有感情没感情吧，反正跟他就接触了。她想，她今后的生活总得有一个依靠，有个靠山。这个时候公社找她谈话说：“那个人是富农子弟，你谈恋爱结婚跟他不行，你要找贫下中农子弟。我们本来要让你来当代课教员，到村里教小学，你要跟他结婚了，就等于说是富农子弟的家属了，就不能用你了，你要权衡这个利弊。”她说：“我也考虑了，但我主要考虑要生活，因为当时这个情况，阶级路线嘛！”
后来她结了婚，成了一个农村妇女，接着生儿育女。我去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看我们家就这样子！”她那个土炕上没有炕席，黄泥磨的光溜溜的，晚上一铺就睡觉，就这么个样子。当时我就说：“你和他之间感情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谈不上什么感情，他认识几个字，我是高中毕业，你说从文化层次这个方面来说，能怎么样呢？但是我要生活呀！”跟我谈话的过程中，那几个孩子大大小小的挨着，我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，她骂完这个骂那个的。孩子们浑身上下不穿衣服，光着屁股满院跑，她还在院里喂着猪喂着鸡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妇。
她男人回来了，她男人是赶大车的。进了家以后，一看我在家里坐着，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她说：“人家文化厅的领导看我来了。”这个男的成惶成恐，蹲在门口不动。这个女的对他说：“愣着干甚！还不切瓜去！”赶紧切了瓜给我吃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就走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有人说：“旁边村子有个妇女来找你了，新华公社的，我告诉她你不在，人家也不等了，问她有什么事，她说让你到公社给她说说情，让她能够当个教员。”当时，我是五七干校待分配的干部，我自己的前途还说不定的，我还怎么能够帮助她呢？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。我相信落实政策以后，北京知识青年返城回北京，她也不可能回去。四个孩子怎么办？她不能把孩子都扔了，她毕竟是母亲，命运决定她以后就在那儿了。也许能够落实政策，充其量当个教员，拿着代课教员微薄的工资，也不见比农民生活好。这就是一辈子。知识青年有的回到城里头，继续学有所成，成了企业家、成了什么人物，哪怕当个普通售货员呢，她这一辈子当农民了。这就是个悲剧。她和她丈夫之间无所谓感情，但是为了生活，命运把她决定到这儿，我想，类似这样命运的恐怕不止她一个人，可谁还记得这些人呢？也许现在农村实行承包以后，她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？但我估计她不会有什么改变，四个子女将来都要结婚，每个人都是很大的负担，要娶媳妇或者要出嫁。我给人们讲到过一个情景，每年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你就看有人赶着小毛驴车从村里去临河火车站，回家过年，男的都穿着皮袄，那是当地农民，抱着孩子的女的，都是外地知识青年。
还有一个是乌拉特前旗的知青，“伤痕文学”那阵儿，我们到乌拉特前旗去，那是个产鱼的地方。我们在渔场招待所里办了一个巴盟地区的剧本创作学习班，在那儿生活条件比较好，天天能吃鱼，大家每天谈自己的剧本构思，讨论。这招待所里头，我们能看见有一个女的，大概三十多岁吧，每天在房檐底下晒太阳。巴盟当地的人跟她聊天，知道她是个北京知识青年，父亲是大学教授。有一天我就跟她聊天，她说她是北京哪个高中的应届毕业生，到了内蒙插队落户。她的经历跟我说的第一个女孩子差不多，家里头父母被斗，兄弟姐妹四分五散，有家难归，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。也是有一个人对她很好，她生了病，人家给她烧水送吃的，她要回北京看一看，探亲路费人家给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惟一的依靠就是和这个男的结婚了，成立了一个家庭。这个男的基本上是文盲，但是对她很好，就结了婚。不久以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有政策，可以招工，她就被抽调上来到了农场，成为农村的农业工人了。她当时在农村学过赤脚医生，就又到这卫生院里当护士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，但是不久这个渔场领导自己的亲戚来了，就把她这个指标占了。她又成为普通工人。乌梁素海出产芦苇，他们的副业就是生产苇席，她每天就是领多少苇子，打多少苇子，编多少席子，然后就拿这个挣工分，拿工资。
我跟她聊，她也会一些英文，跟她谈莎土比亚，谈这些作家、作品，她都明白，也都看过，都懂。我问她：“你跟你的丈夫结合，有感情没有？你爱他吗？”她说：“怎么会有感情呢？这完全是感激。生活要有依靠，我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在农村里头，我得有一个男人，一个靠山。你看我的文化，他的文化，我们中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，但是生活嘛！就在一块了，我们有了孩子，这孩子是我惟一的乐趣，我要在她身上寄托我的理想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念书，接受最高层次的教育，能够摆脱我的命运。我作为一个母亲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的话，也就这样了。回北京有政策，可是我结婚了，怎么办？我周围有很多人都离了，跟农村决裂了，孩子也不要了。我回了一次北京，看到这些同学有的进了工厂当工人，有的当了售货员。但是我回到北京去，北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，所以我不愿意像他们那些人一样。另外，一个人总是要有良心的，我不能把我的孩子放在这儿，我肯定要带走，可我离婚的话，他怎么办？如果再倒退几年，他可以再结婚，现在他已经过三十了，就一个老母亲，就他这么一个劳动力，能挣够娶媳妇的钱吗？我一定，就等于毁了他们母子俩个，我做不到这一步。我宁可在这个地方维持这个死亡的婚姻，也得维持下去。你说感情，感情谈不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给孩子订了一本《小朋友》杂志，让她读书识字，小孩嘛，在城里来说这个是最微薄的、最起码的，但是为了这事，我跟他吵了一架，他说，订这干甚，花钱。可是你说，我给他讲什么道理？从这一点小事上，对孩子教育、培养子女这方面，就没有任何说的，我不想跟他吵架，没有什么互相沟通的。”
后来，这男的来了，把孩子也带来了，赶一辆毛驴车。他们往车上铺着羊皮褥子。她男人在前头赶着，她坐在车后头，孩子跟着靠着。已经到晚上了，他们越走越远，我一直看着他们，太阳慢慢消失。
我们在开联欢会吃饭的时候，我跟当地的公社书记提出来，能不能让她当个代课教员什么的，或者到卫生院也行。他说，这当然可以。酒席之间说的话，谁知道算数不算数？我只希望她别在编席子了，发挥她的文化水平，教教孩子，对她对孩子都有利吧！这件事情在创作学习班里头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大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，一种意见是认为是中国女性是最伟大的，牺牲自己、成全别人，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一个典范，太感人了。还有一种观点说这就是中国对女性的一种扼杀，是最不幸、最大的悲剧，谁造成的悲剧？怎么会造成悲剧？她本来高中毕业可以上大学，可以出国留学，可以当研究生，她的父亲就是教授，她可以受更好的教育，她可以找一个也受过这种教育的人，成立更好的家庭，结果命运的波涛把她扔进这个角落里来，这还不是悲剧吗？但是也有人说，那么天生就该农民永远找那没有文化的，跟他一个层次的人，结合家庭，然后再繁殖她们的后代？永远的落后愚昧？城里的人就永远不应该到农民中来吗？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，走这条道路是悲剧吗？她不会用的她的知识来改造什么？反正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。今天我也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价值趋向，该肯定什么，否定什么？但是他是个客观存在，所以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时候，谈知识青年的时候，我就提出一个题目：不要忘记这些人。只有这些人才能够构成比较完整的知识青年的这段历史。
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看她们了，她们已经留在农村里头，在农村跟农民结合，农村的面貌改变不改变，她们丝毫作用都没有起到，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1966年她们18岁，高中毕业，现在三十四年过去了，该当奶奶了，还能干什么呢？
